近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近期有意宣布对部分中国输美商品豁免加征关税，以试图降低美国创纪录的通货膨胀率。该决定一旦做出，则将结束为期4年的贸易战。

贸易战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相对比较优势及其背后的定价权的争夺战。因为一国如果掌握了世界商品的定价权，其国内公司对其产品价格制定拥有主动权，若改变产品定价不会对世界需求有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国家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进而实现剩余价值的全球范围向具有定价权国家的大转移。

大宗商品对中国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商品作为生产要素，其价格影响生产成本和制造业竞争力。此外，大宗商品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有重要影响，很多沿线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不少国家的出口和宏观经济常常严重依赖有限的几个大宗商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消费国、进口国，虽然是量的制造者，但却是价格的接受者。要推动中国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要获得中国应有的定价地位，发挥相应的影响。

大宗商品贸易和普通商品贸易有很大不同，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不是给钱的甲方，而是掌握定价权的那一方。例如：当今中国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达到70%，是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但这个全球最大买家，并没有享受到甲方应有的话语权。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原油价格基本是美国的WTI原油和英国的布伦特原油两雄称霸，这两大交易所统治了全球的原油定价权。全球85%的原油贸易都会参照这两个交易所的价格作为基准价，足见金融运作能力对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有多么重要。

相比国际成熟的大宗商品市场格局，中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虽已经发展成为包括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场内市场）和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场外市场）等的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但由于现货市场品种繁多、区域条块分割严重，场内与场外市场较为割裂等原因，绝大多数大宗商品仍缺少定价话语权。中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就必须拥有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权，在这个过程中把我国的商品交易所做大做强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中国的商品期货交易所是“世界一流”的。2020年，大连、上海和郑州三所交易所的交易笔数之和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6倍，但很多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我们还是掌握不了。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定价权指的是一个交易平台的价格得到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认可，这个价格主导权不能简单地由交易手数、交易量或交易金额等技术指标来判定，因为大量的商品现货贸易不会通过期货市场交易，只是参考了某个交易所的价格。

期货市场的核心功能是场内定价，交易的是标准化的合约，但产业客户的需求是多样化、非标化的，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匹配：期货合约标准化和企业个性化的需求不匹配；期货市场高度集中和现货市场分散经营不匹配；期货市场单一风险控制方法和企业综合风险管理需求不匹配。仅靠标准商品期货市场难以支撑庞大的现货市场对于风险管理所提出的迫切需求，因此大力发展场外市场，实现随时交割，才能助力中国迈向全球商品定价中心目标。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正确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管控的关系，推动场内场外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

境外主要交易所近些年来也遵循了场外和场内协调发展的原则。众所周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基本上是一个场外市场，洲际交易所（ICE）原本就是从场外市场发展起来的，而芝商所（CME）也从2008年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场外市场建设上。

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做为地方平台与期货交易所相比有一些明显优势：一是非标准化的仓单和实物，产业客户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品种的非标化更能提高产业客户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二是区域性定点交割，期货交易所做的是全国市场，在交割领域的交收匹配无法指定交割仓库，这提升了产业客户的交割成本，而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可以实现确定区域，确定仓库的交割。期货交易所重交易，轻交割，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应该在交割环节多下功夫，与期货交易所联动，共同解决大宗商品交易流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